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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啦圈:短命的流行  

2012-09-11 01:05:00|  分类: 商业财经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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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自商业价值:

 

呼啦圈被称作是有史以来真正风靡世界的玩具,从产品悄无声息的上市,到《纽约时报》对呼啦圈的产业链进行深度报道,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

很少有某种玩具像呼啦圈那样,流行到不分男女老幼、不管天南海北的人们几乎全部热烈的卷入其中,然后,忽然之间踪迹全无。20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 以及80年代末的中国,呼啦圈的故事几乎完全按照同样的节奏在两个大地上演绎了一遍。这是一个多么有意思的命题啊,值得经济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科技 史的学者们从自己的专业角度去认真做一番研究。可惜,我没有找到这种研究的蛛丝马迹。

“一种新的玩具——塑料呼啦圈——在美国各地旋转开了。据制造商及销售商估计,大约几周时间,上市的总量就达到2000万只,零售总额约3000万 美元。制造商们加班加点来满足不断上升的需求。如果有终点的化,现在似乎还看不到”。这是《纽约时报》1958年9月4日一篇报道的导语。“流行的呼啦圈 使人们旋转起来,也带来了可观的利润”,这篇报道长长的题目概括解释了这项游戏的风靡和商业之间互为因果的关系。

从产品悄无声息的上市,到《纽约时报》对呼啦圈的产业链进行深度报道,只用了2个月的时间。

呼啦圈被称作是有史以来真正风靡世界的玩具,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个名叫圣加夫列尔的小镇,两个年轻玩具制造商理查德·内尔和阿瑟·梅林经营着一家名叫 惠姆·奥的玩具公司。据说在1958年3月,纽约的一次玩具博览会上,有个人告诉他们,有一种大木圈正在澳大利亚到处流行,孩子把它套在屁股上转着玩。两 位老板觉得这也许是个不错的商机。样品出来了,木圈太沉,转起来太费劲。他们想起了塑料。化学工业的迅猛发展让高分子合成材料从战前的奢侈品变成使用范围 广泛的普通材料。一根3米长的经营性塑料中空管两头一接便成为一个漂亮的圈。他们把新产品命名为呼啦圈——hu la hoop,每只售价九角三分。

或者是没想到申请专利,或者是不符合专利条件。两个商人没能独享呼啦圈带来的丰厚利润。生产玩具的、生产塑料制品的、生产服装的、搞电视娱乐的都纷纷涌进来分一杯羹。

“就像曾经在年轻姑娘和少妇中流行的紧身裤一样,呼啦圈并不像通常那样在某些商店的某个柜台上出售,而是在任何商店的任何一个角落出售,只要有一小块地方和一个售货员就行。”《纽约时报》的报道这样描述呼啦圈在当时的商业地位。

“在1958年,如果世界上的哪个地方没有人玩这种美国塑料圈就说明这地方尚未‘与世界接轨’。”这是描述呼啦圈流行的最经典的一句话。呼啦圈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冲出美国,走向世界。当然不包括“铁幕”中的苏联和当时正处于大跃进中的中国。

就连同属社会主义阵营的波兰也没有抵抗住呼啦圈的诱惑。一家华沙出版的青年周报说“如果轻工业部和手工业局还不开始生产呼拉圈,我们在这方面的进展,特别从国际范围来看,就将大大落后了。”

约旦的太后旅欧返国时,行李中装着一个呼拉圈;一支比利时探险队出发去南极时,在他们的行装里也有20个呼拉圈:这笔钱是作为文娱费用开支的。有关 呼啦圈的负面报道也不断见报:一位荷兰妇女怀疑得了阑尾炎,但经医生检查,发现她的病实际上是腹肌受到损伤,被归因为玩呼拉圈的结果。在日本,医院急诊室 里挤满了因玩呼拉圈而引起脊椎扭伤的病人。

呼啦圈让女性毫无顾忌地扭动起了屁股,这被看作是当时部分国家拒绝呼啦圈的原因。在1958年的秋天,每当举行橄榄球赛时,女拉拉队队员在观众尖叫声中扭动着腰部成为球场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958年,中国人唯一知道呼啦圈的消息来自于一篇批判文章。在一家名为《文化动态》内部杂志上,1959年1月17日刊出一篇名为《西方堕落文化 的畸形产物———玩“呼拉圈”》的文章把呼拉圈舞和“脱衣舞”相提并论:“南斯拉夫最近对此大加欣赏,极力宣扬,许多报刊常常登载英美等国女人穿着游泳衣 跳丑态百出的‘呼啦圈舞’的照片。”呼啦圈成为铁托集团搞修正主义的证据。

呼啦圈去得比来的还快。到1959年夏天,许多城市的垃圾场上都堆满了丢弃的呼啦圈。

30年后,不知道从哪家工厂、哪个姑娘开始,呼啦圈一夜之间风靡中国,成为全中国男女老少的最爱。每一个城市的每一个广场、每一个公园都变成了扭动 腰部的海洋。然后,又仿佛一夜之间,这个带来全民狂热的玩具便销声匿迹,先是被冷落到房间的角落,之后几乎全部进入了废品收购站,成为制造塑料盆、洗衣板 的最好原料。

这是一项多么物美价廉的运动啊,居然就这么快的消失了。它的短命——无论是在高度发达的美国还是刚刚走向改革开放的中国,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也 许,这相隔的30年,恰好是中国和世界之间社会开放程度的差距。剧烈的扭动腰部——这个动作带来的身体的反应是如此的新鲜和奇妙。而这种刺激由于商业的原 因变得如此的易得,当身体的新鲜感被其他更加新鲜的活动所代替,人们便轻易地将其抛弃。

当摇滚乐和迪斯科呼啸而来的时候,呼啦圈丢盔卸甲、一溃千里。我惊奇地发现,无论在美国及其代表的“自由世界”还是在中国,呼啦圈和摇滚乐、迪斯科 都是前后脚的关系。或许,人类都需要一个身体的自由解放过程,那是一层特别薄的窗户纸,一捅就破却影响深远。当人们对身体的自由扭动不再感到难为情的时 候,思想的自由便如影随形。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呼啦圈就是中国人思想开放的一段序曲。

呼啦圈让我对1958这个年份产生了特殊的兴趣。那个时候,苏联和美国是世界舞台的主角。太空竞赛是全世界的大戏,并且,苏联领先。1957年10 月5日,苏联《真理报》发表公告: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大戏是从这里开始的。美国人被苏联在太空竞赛中的优势搞的忧心忡忡。专家们认 为,卫星是教育和技术链接的产物,能否实现这种链接,决定美国的前途。他们提议,从教育的角度分析两国在未来竞争中的优劣。

一名叫库茨柯夫的苏联中学生和一名叫拉佩卡斯的美国中学生分别被对方工作小组选作观察的标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美苏两国专家对两位学生的学习态度、读书习惯、课余爱好进行了全程跟踪。

调查表明,库茨柯夫和拉佩卡斯虽然同龄,但库茨柯夫的文化水平至少比拉佩卡斯高两年。库茨柯夫读莎士比亚和萧伯纳的作品,而拉佩卡斯刚读完斯蒂文森 的一本惊险小说。专家指出,总的来看,在美国的学校,学生们一般不完整地阅读文学作品,只是读书评,而苏联的学校通常不允许这样做。

两个人都爱好运动:拉佩卡斯每周游泳约11个小时,库茨柯夫每周在排球俱乐部活动3次。拉佩卡斯每天都和女友见面,喜欢参加晚会。而库茨柯夫与女性 的关系明显低于美国标准。拉佩卡斯善于交际,有幽默感,在学校组织的各种活动中表现突出。而库茨柯夫是个热爱劳动、目的性强、甚至有挑战性的人。

当各自专家组把两个在各自国家都被认为优秀的好学生的调查报告公布后,无论是苏联人还是美国人都认为,苏联的教育更先进。赫鲁晓夫领导下的苏联不但取得了太空竞赛的胜利,而且取得了对美国未来的领先地位。30年后,苏联解体,美国是推手。

当然,库茨柯夫和拉佩卡斯的区别肯定不是玩没玩过呼啦圈所能概括的。但这种巧合背后所隐藏的不同的社会宽容度、不同的文化政治理念显然会塑造出不同能力的人。很难想象,在一个有益身心健康的游戏因为不符合意识形态规范被批判和禁止的地方,如何诞生有创造力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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